关键词：中投顾问 经济转型
“春江水暖鸭先知” 中国经济转型市场先行
作者：中投顾问 时间：2014/3/20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冲击最为显著时，中国经济增速显著回落，此后大规模政府投资的刺激促使中国经济率先出现V型复苏。但是之后大规模投资刺激的效果逐渐趋弱，其负面影响开始逐步显现，主要表现为通胀压力较大、劳动力成本上升、贸易顺差减少、地方债务压力加大等。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取得成功的高储蓄、高投资、高经济增长的“三高发展模式”必须进行转型，否则会面临深刻的挑战。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马遥表示，所谓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表现在宏观现象上就是国民经济不同发展过程中的龙头行业更换；在企业微观现象上表现为企业提升品牌销售渠道和科技含量以提升效率，摆脱简单劳动力与资金投入获取增长的方式。尽管各方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普遍忧心忡忡，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2008年之后就已经悄然开始。
2009年初，中国东部沿海出口企业开始借力互联网电子商务力量，开始开拓内部市场。中国东部沿海出口企业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一直与国内大市场相割裂，之所以如此，在于其高度专业化制造分工，从一开始就是与全球产业链制造端转移密切相连，与国内需求没关系。从中国商业法律体系的效率看，东部沿海的强大制造能力，根本不可能从其内部市场生长出来，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一个传真发过来，就可以让企业安心生产，而不担忧货款拖欠或者违约问题，这在国内市场中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实体商业环境太恶劣，网络成为降低交易成本的最佳手段，这是电子商务在中国兴起的根本原因。
2012年，阿里巴巴的在线销售额高达1万亿，而同年中国GDP总值也不过是40万亿左右。包括淘宝网在内的国内电子商务，目前各方初步估计解决了近千万人就业，这背后其实就是东部沿海出口制造业和国内市场统一的结果，因为网络数以千万计的电子商务卖家，很大程度是东部沿海出口企业的分销商。电子商务在2011——2012年出现爆炸性增长，这直接拉动了包括物流快递等行业的高速增长。尽管在2012年，中国经济出现增速放缓的现象，包括钢铁、煤炭等传统周期性行业出现经营困难的局面，一些传统制造业中小企业频频关门，但物流快递和运输企业却火爆增长，同比增长高达12%。从趋势上看，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中国电子商务，整合国内大市场与出口企业强大制造能力，是完成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必然之路。所谓经济结构转型，其实早就悄然进行，而主要力量并非政府有意规划，而是万千企业在经济谷底图谋生存的最终结果。
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扈志亮指出，就企业本身而言，增大技术投入以提升效率，摆脱简单劳动力投入以扩大再生产的路径，其实早在各地上演“民工荒”之时就纷纷采取对策。要么是将工厂搬迁到内地，要么收购国际品牌开拓销售渠道，要么增大研发投入或提升固定资产设备。这包括吉利收购沃尔沃，但最典型的应该是台资在内地代工龙头企业富士康的举动，目前富士康已停止在内地招工计划-其实也是低薪下“无工可招”，而改为一百万机器人计划。目前除了洛阳地区，富士康的机器人项目已经在晋城下线。郭台铭此前表示，2016年，定位为智能化机器人生产基地的山西晋城富士康产值可突破500亿元，“要在5到10年内看到首批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并在数年内通过自动化消除简单重复性的工序。”作为150万雇员的最大代工厂，停止招工而搞机械流水线，对于中国经济产业升级而言有标杆性意义。
中国经济转型可以往三个方向走。其一，尝试新业态，如2011年8月16日，小米手机正式推出，随后，小米推出了小米盒子、小米电视、小米路由器，2013年小米含税营收将超过300亿元人民币，但此时距这家公司发布自己第一个产品，才仅仅两年。不光是信息消费，节能环保、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业态中，转型升级之机也大量存在。其二，使技术达到新高度，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其核心必然是技术的升级换代。企业只有不断地坚持技术创新，才能在转型升级的大潮中不断前进。其三，到新的国家投资，U型曲线让中国企业多劳少得。通过跨国并购国外大型企业，我国企业可以顺利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这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式。截至目前，今年中资企业海外并购规模达562亿美元，尽管这样的总规模低于去年的621亿美元，但仍远超日本企业今年407亿美元的水平。中国今年在海外并购方面雄踞亚洲榜首，夺过日本保持了两年的第一位置，这一点值得欣慰。
当前我们的国家盈利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未来“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要在外部环境变数多、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生产要素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增长仍任重道远。
